有好多人肯定会听说过，生完小孩不管是第一胎还是第二胎，不管你是生病还是快死了，只要你还有一口气活着，计生办的人，就会强迫你去套环。我们这些中国女人，为什么在承受着生小孩的痛苦之外还要忍受着计生办的无理要求强迫套环呢？我虽然还没有生宝宝，但是这些事情听多了，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愤怒，一种不满的愤怒在心中燃烧着。我狠不得自己变成孙悟空去教训他们。因为套环本来是自愿的事情，为何他们要强迫大家去做自己不原因的事情呢，我相信淘宝网上也有很多朋友所在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以威胁恐吓相逼。难道中国就是这样让人无法自在生活吗？就这样让年轻的新妈咪天天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吗？
或许一些年轻的妈咪不知道这是事实，下面我在网上收索的资料，请大家过目。我相信这是事实：2008-04-04 14:24:23 来自:任方言(四顾心茫然)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1-5） 滕彪 蒙河边的抗争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一 “你去告吧，去县城告也行，去临沂告也行，打死你也就一万块钱！” ——题记 2005年4月18日早6点左右，蒙阴县垛庄镇西师古村59岁的刘元成正在为女儿看家，还没起床，突然听到门外有叫喊声；他刚一开锁，一群人（大约九个，他认识其中一人叫韩凤燕）蜂拥而上，进屋到处搜寻，所有屋内搜寻一遍，没有找到他的女儿女婿，这伙人便把刘元成强拉硬拽（两个扭胳膊，一个按头），推进一辆红色昌河车内，直接拉到双堠镇计生办。这伙人就是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负责计划生育的人员。 双堠计划生育服务站人员把刘元成单独关押在计划生育服务站一间小屋内，第二天上午，他的儿子到双堠计划生育服务站去探望他，门口有人看守，受害人之子询问计划生育工作者，“什么是知情选择权？”工作人员季成修解释说：“到县计生委结扎经体检不合格后，再回到镇计划生育吃避孕药或放环。”他们拒绝放人。刘元成的妻子及儿子下午再次到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探望送饭时，却找不到他了。小屋内及计生委各间屋都看了一遍，都没有。镇里的人都说不知道，母子二人找了一两个小时，无奈只好又回家等待。 下午6点过后，亲属再次去要人，在去镇计生办的路上，发现他躺在营后村村后云彩桥边，无人过问。等他稍有清醒后，经询问才知道，他一天茶饭未进，头脑发胀，反应迟钝，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才放了他回家来找女儿女婿。他在计生办要吃饭，不被允许；当天下午四点，一女镇长（张婷举）满身酒气回来，她和五六名打手打完另外两个被抓的70多岁的老太太，就把他叫到院子里，用扫帚打他后脑，把三把扫帚打得粉碎；之后又用手掌打他耳光。五点多，将他关押在小屋内，并让他坐在水泥地上，把腿伸直，张婷举便带头用脚去跺受害人的腿，他们跺的跺，打脸的打脸，殴打后就用冷水泼到他头上。刘元成说：“你打我，我告你！”张婷举声称：“你去告吧，去县城告也行，去临沂告也行，打死你也就一万块钱！”她又说：“你是双堠四万人口中的渣子头。”刘说，“我是三十多年的老党员，我不是渣子头。”张婷举说：“我九八年入党的，就打你30多年党龄的！”一边说一边打。他被非法拘押两天一夜，一顿饭都没吃上。 陈光诚是当地有名的维权者，他很快介入此事。报警后，镇派出所来人作了笔录；陈光诚为他准备诉状（4月25日递交，5月9日受理）。 我和郭玉闪、图毕声在临沂调查的最后一天，刘元成老人最后一个向我们倾诉了自己的遭遇。他说，他一生遵纪守法，到了老年却被打成人不人鬼不鬼的。这伙畜生，天理难容，难道真没有人敢管此事？我们从电脑上调出张婷举的照片，老人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指着照片激动地说，就是她！ 是她。不只一个村民认出了她。我们三个也认出了她。8月14日早晨，我们向日夜监视我们的人一个一个质问的时候，她和另外两个女人就站在村子里；我看她文质彬彬，没忍心去喝斥她。我很难把她的暴行和她的形象联系起来。 在我们之前，李健、江天勇律师、李和平律师、李春富律师来和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记者来过。江天勇律师和李春富律师来的时候，罪行正在发生。5月9 日晚，江天勇和陈光诚听见有人踹陈更江家大门和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他们就赶了过去，这伙人（十七八个）见到外人就往车上退，一车逃跑，一车被拦住，村民质问到，“你们既然是正确的，为什么要跑？”黑夜中，所谓的计生执法者慌忙逃遁。 由于陈光诚和村民的维权行动，沂南的暴力计生运动持续了二十多天，到5月13日，抓人就停下来了，之后也有强制结扎的，但都是用各种纠缠办法。这比其他地方要短；而且，和其他区县不同，沂南没有收每天100元的学习费。在和沂南计划生育局的人员座谈的时候，我最后跟刘文冰副局长说，“第一，沂南的问题极为严重，但是第二，比其他区县做的要好。”不过这里我想说的是，“第一，沂南比临沂市其他区县做得要好；但是第二，问题极为严重。” 一个盲人维权者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临沂计生暴行在沂南县的泛滥。但是他的力量还太小。焦点访谈不理他们，报社记者不敢涉及这个题目，也极少有律师愿意趟这趟混水。一个在临沂电台作法律节目的律师接到这样的电话只说“不合法，但管不了”就匆匆挂了电话。陈光诚跟我们讲：“我当时就站在河这岸，河那边就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犯罪，你无法制止它，那种痛苦无法形容。一个人的力量真是太小。” 2005-8-20 “我家亲戚被抓了22口”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二 三姨夫给我打电话说，你再不回来，你三姨就在里头被打死了。 ——题记 房钟霞，临沂市费县梁邱镇夏家沟村村民。第一次见到房钟霞是在蒙阴县垛庄镇，费县的四个人来向我们反映情况；我们在陈光诚家的村子被二十多人看守的情况下，走田间小路，赤脚过蒙河，分两批摆脱监视，和费县来的人会合。 房钟霞简单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她已经讲了很多遍： 俺生了两个小女孩梁邱镇就让俺放了环，放环以后也就一直在外打工，也没进站也没检查。在打工的时候怀孕，他们说俺违反了《计划生育法》，四处找俺。2004年农历11月初九，计生人员找俺妈谈话，要求交1000元押金，之后俺妈躲起来了。腊月又找俺婆婆，把东西摔坏，把她抓走，抓了放，放了抓，共三次。俺三嫂子也被逮了三次。2005年二月十九，把我姐夫（梁邱镇西边北艳庄胡勇军）抓走，在镇计生办被关了7天，打了27次。之后抓了我侄子（李强，27岁）、侄媳妇和他们一岁的孩子冉冉。关了一天一夜，侄子被打了14次，脚趾甲被计生人员用大皮鞋给踩掉了。逮了俺娘家的婶子（叫朱邵香，和我一个村的）；又逮了俺婆婆家的嫂子家的妹妹，她是外乡镇的。他们见人就逮。2005年的农历三月，俺妹妹（第一胎怀孕已三个月左右）房钟艳因受我牵连也被逮去了。七八个人把她押上车，被关了一天，交了1000元出来了。我妹妹的婆婆（叫张什么荣）也同时被抓，在里面关了一个星期不给吃喝，后来交了1500元学习费后放出来。俺妹妹的公公去送饭时就被扣留了，而且一到就被六七个人打了一顿，关了一天后，他逃了出来。后来婆家的孙子、俺三姨和俺三姨夫（刘开冯）、三姨的孙女（不到四岁）、俺四姨（薛德英）、俺婶婶、俺舅母（小羊庄村，曹云香），都被抓了。俺舅母在车上被打得特别重，100多里路，打了一路，昏迷好几次。用橡皮棍打，用皮鞋垛；好像是打着肾了，有费县人民医院专家开的病历。把俺舅母打得到现在还不能干活。还逮了我五哥的小姨子（郭学兰）、三哥的小姨子（喜家园乡山头村柴玉风）。她本来到俺三嫂家串门的，早晨起来让他们给堵家去了。也不知道你姓什么也不知道你叫什么，逮着就往车拉，不听话就打。 三姨夫给我打电话说，你再不回来，你三姨就在里头被打死了。三月十一，我被迫回来，当时已怀孕七个月，被迫打催产针，过了一天，小孩流产，十三日早晨九点，做了结扎，结扎后，四姨才放出来。 因受牵连，房钟霞的亲属被抓走22口，包括3个孩子、一个孕妇和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为了核实情况，我和她说要见见她的亲戚。 第二天在费县梁邱镇见到了她的舅母曹云香，她讲到： 三月初九早六点多，一伙人（我认识的是梁邱镇妇联主任逄某某）去抓我，我在院里烧火，他们把我架走，当时家里有两个孩子和偏瘫的老婆婆。架出了大门，他们就指着头骂我：“我们一夜没休息，来抓人。你沾你亲戚的光，我也沾你亲戚的光。”几个人用橡皮棍打我；他们让我快点走，走慢了还打。上车的时候（车上坐着领着找我的那个婶子），又打我俩橡皮棍，还骂：“你妈个B，熊娘们儿。”又去南燕庄逮了我大姑姐。到计生办，把四大姑姐放下，又让我领着去逮三大姑姐（探沂镇，房钟霞的亲姨）。我说不知道。他们在车上又打又骂：“你这龟孙娘们，你不知道谁知道！” 我被打昏了，醒来的时候，我只知道自己盘着腿，捂着嘴。到了她家，门锁着。他们骂：“你龟孙娘们儿上车！”上车后，又给我推下来，让我带着去找她的邻居，让邻居骗俺三大姑姐说，“你妈病得厉害。”诓回之后，把俺三大姑姐、姐夫都推上车，大姑姐说，“小孙女怎么办？” 小孙女也被推上车。求他们让一个人抱孩子下车，求不下来。到计生办，把俺三大姑姐夫打了；又打俺三大姑姐。我被打了八次；到现在，一站起来后背就麻，小便有些失禁。我被关了三天，交了钱出来。婆婆病更重了，两个孩子（一个高三、一个初二）耽误了两天课；（因无人照管），小猪崽子都饿死了。 这个故事还有个尾声：过了一个月，村里修路搞集资款，镇计生办的人让房钟霞收10户的集资款；她不去，他们就拿铁锨、铁耙砸门好几次。他们为收集资款，见人就抓，见人就打，全村100多户都躲到田野里，晚上也住在哪，持续了两天一夜。为集资款的事儿，共有十多人被打。被迫每人交了134元。后来全村去费县上访（王光玉是代表），每人退了69元。 我给房钟霞和她舅母照了像,问她们提起诉讼是否有顾虑。她们态度很坚定。她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没有哭，她们已经没有了泪水。 她们不知道，我站在村里无人的小路上，悄悄地哭。 一院子的人还在耐心地等着我来记录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脸上只有淡淡的忧伤，和深深的迷惘。 2005-8-20 她的眼里没有泪水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三 计生人员用橡皮棍打我哥，打完之后让我打； 我说我不能打我哥；他们又让我哥打我。 ——题记 在楚望台的《东庄》里，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控诉：“俺这些年，眼泪也哭干了，心血也耗干了，现在多难过也掉不下眼泪来。”也许我经历的苦难太少了，自认为还算坚强的我在临沂哭了几次。最难受的一次就是听宋花厚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 宋花厚是费县梁邱镇马下沟村人，60岁左右。她的儿媳刘山花头胎是男孩，不让生二胎，2004年十一月初五查出怀孕，已经五个月。刘山花讲，查环员没有给送药具，体检几次又没有查出来，这不能赖她。但她的亲属开始面临大祸。 最冷的三九天，宋花厚被抓往镇计生办，要钱。因为她的另一个儿媳妇缺羊水，得花钱，老人央求：“我给你磕头了。”放回来后三天，又被捉去，这次关了四天，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她记忆犹新。计生办的人要钱：“3000也行，4000也行。”她说，“500，你救救我吧，你不同意，我就撞死在这儿。”出来后，她还得躲，只要刘山花不回来，就抓她。 据刘山花讲，腊八那天，她大姐、五妹、大嫂、二嫂、弟妹，同时被抓；全都被关了五天；每人交了500元，还得请他们喝酒，才放出来。腊月二十三，她大姐、五妹和五妹的四岁女儿，又被抓，关了六七天，共交1000元才出来。五妹不敢回家，二月十八，在另一个村子被抓起来，关了八九天；托人交了1000多赎回来。五妹又跑了，抓了房钟臣（刘山花的大伯子，宋花厚的侄子）。 宋花厚去了计生办，要顶替她的侄子。房钟臣出来。镇计生办的人开始用刑。“他们在里面用橡皮棍打我，又用巴掌打脸，打了十几下，我的牙打出血了。我有病，他们说我是装的。也不给我水喝（有时候看门的给我些水）。我就在水泥地上一晚一晚地蹲着，没铺没盖。” 这一次就蹲了26天；她哥哥蹲了18天，她嫂子蹲了5天。邻居老王（王宝坤）、房东振也被抓被打。这时刘山花的孩子出生了，交了25280元超生费，被关的人拿了钱才出来。 宋花厚说：“我哥哥（65岁）被抓了之后，计生人员用橡皮棍打我哥，打完之后让我打；我说我不能打我哥；他们又让我哥打我。”在记录这一段的时候，我忍不住无声地哭；却又不想让他们看出来，而且还得继续写。真想冲出去号啕大哭一场！就像王克勤调查定州屠杀之后在酒桌上那样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国家计生人员摧残比他们父母年纪还大的老人、施暴之后又强迫亲兄妹互殴，这立即使我想起印尼排华事件中用枪杆子逼迫弟弟强奸姐姐那类暴行。我想不出人性竟有如此邪恶，我想不出一个肆无忌惮地诱发邪恶人性的制度是怎样一个制度。我想不出60多岁的老人受到如此虐刑时是如何看待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我想不出那些披着人皮的计生干部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能不能有些许的心灵的不安。 宋花厚的哥哥因为被关了18天，花生和羊被偷了，一些鸭子、羊、牛犊和小母猪饿死了，损失3000多元。宋花厚说：“我哥哥出来之后，生我的气，一直不跟我见面。他说，你拿3000块，否则永远别来。” 宋花厚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眼中没有泪水。但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却可以看出哭过的痕迹。 2005-8-20 到办公室上课去！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四 “计生办的劳力（男的）用双手抠我的软肋，这个最狠，太厉害了，我们都疼得哇哇哭。劳力都哭得哇哇的，何况是妇女。” 2005年8月13日晚八点，我们与梁淑合来到费县人民医院，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他的妻子裴京兰。她是临沂费县石板镇板桥村村民，50岁，见我们进来，艰难地坐起来，跟我们讲述她的遭遇。 她的二弟（裴京刚，费县石井镇裴家沟村人）超生在外打工。农历今年三月初五上午，四五个人冲到屋里就说：“我们是计生委的（即石板镇计生办），因你兄弟的事抓你！”有推的，有拉的，还祖宗奶奶的骂。第二天早饭后，在计生办的办公室里，四个男子把她的上衣扣解下来，兜起上衣蒙住她的脑袋，被打了一顿；脱掉她的鞋，用粗竹竿抽她的脚心脚面；裤子扣也被拽掉两个。他们打了四五十分钟。裴京兰心有余悸地讲，最疼痛难忍的用刑方法是，“计生办的劳力（男的）用双手抠我的软肋，这个最狠，太厉害了，我们都疼得哇哇哭。劳力都哭得哇哇的，何况是妇女。” 裴京兰被关了30天，每天都被审问，被酷刑折磨。30天中只有解手才让出来，其它时间不让出来。白天想上厕所，喊一声有人给开门，去的时候也是三四个人跟着。晚上喊有时候就不给开了，他们骂：“妈个B，再喊我揍死你个龟孙子的。”她的一个本家的孙子（51岁），喊不开门，只好站在窗户上尿。有个高岩庄的老妈妈，没办法只好尿在盛饭的瓷碗里，从窗户倒出去。被关的人经常得不到水喝，有一次她儿媳的妹妹送了一壶茶，一人一口很快就喝没了，那些人说，要不是沾她的光，都得渴死。裴京兰出来的时候，“衣服臭得不行，都脱不下来了。” 关人的房子，南头有两间，北头有好几间，她的那个屋子有二十七八个人，吃饭不让送，谁送饭就抓谁；他的儿子（梁峰）、没过门儿的儿媳妇（宋丽）以及没过门儿的儿媳妇的妹妹，都是因为送饭被抓的。她的大伯子、大伯嫂子、侄侄媳妇、邻居老韩、三大爷家的二兄弟，都被抓了，关了一天后交钱出来。 在她被关期间，又强行让她带路去抓她本家的四奶奶和四姥爷。他们在地里被逮住。计生办的人跟他们说是裴京兰让他们去抓的。裴京兰讲，“我四奶奶和四姥爷信了他们的话，都怪我。抓到计生办，我哭得不得了。我给他们跪下说，还怪我吗？四姥爷说不怪了；四奶奶还生气。” 梁淑合在家人陆续被抓了之后，才知道是因为他的内弟。“为了尽快解救我的家人，我不得不四处寻找裴京刚，先后去了苍山、临沂、吉林等地苦苦寻找，但都没能找到。” 四月初四交2600元放了，加上赎邻居的钱600元、儿子的钱1000元，共4200元。 惨剧还没结束。7月27日天还没亮的时候，石板镇计生办兵分两路：一路由副主任李子军带领五六个人强行将梁淑合、裴京兰抓走，同时将裴京刚的婶子（温西英）、裴京刚的岳父（朱绍玉）抓去进行禁闭；另一路窜至裴家沟村将裴京刚的叔叔（裴广友）、裴京刚的二嫂（刘成秀）以及邻居13人（裴广明、裴广林、蒋家美、刘洪娥、裴京燕、梁付花、裴彩霞、裴怀伦、裴京国、范银年、李中芳、梁凤玲、李善美）强行抓到计生办关禁闭；早晨五点多，对所有人进行拷打审问；用橡皮棍、用木棍子打。 梁淑合讲：“计生办主任彭京宝嫌审讯没意思，就令我们坐在地上，把腿伸直，彭京宝教着我们怎样打邻居、怎样打亲戚，让我们互相殴打。彭京宝又嫌打得不够标准、不够狠，说我给你们做个示范。他拿起裴京兰婶子的皮鞋底向裴京兰等人的脚面上狠狠地打了几下，当时裴京兰就哭了，脚面子肿得像馒头一样，鞋都穿不上了。” 后来邻居每人交100元押金后陆续释放回家；7月29日梁淑合的拘禁被解除；他的妻子却再次惨遭毒手。裴京兰讲述了噩梦般的一夜： 7月29日晚上计生办只关了我一个人。十点多，四个人喝酒喝得趔趔趄趄，有彭京宝、李子军，还有两个叫不上名，但我认得（她丈夫说，叫阎京堂、孔祥国）。我上茅房，他们跟着；我回来要睡觉，他们说，“走，到办公室上课去！” 我看他们醉酒就害怕，说：“在这屋不行吗？” 他们骂：“不行!妈个B的，由得你了，快走！” 到了计生办公室，他们关门，关灯。 我说：“别关灯，我害怕。” 他们说：“由不得你！妈个B，你让不关就不关吗？” 他们让我趴在地上，不让我抬头。有人掐我脖子、他们都围着我打。用脚踢下半截身子，还用鞋底抽屁股和脚；他们说，“往狠里打！打完，非得再喊人打你！”持续了20多分钟。打完了他们说，滚！ 我被打得都不能走了，歪里歪斜地到了南边屋子里，哭了一夜。我用两个桌子把门顶起来；但李子军又闯进来用两指戳我脑袋。我哭到早晨四点多，也没有人开门。 第二天，梁淑合接到石井镇分管计生工作的解凤军（镇宣传部长、组织委员）电话来领人时，见到妻子“躺在连椅上，浑身是伤，身子一动也不能动，只知道哭不知道说话。”他去找彭京宝，彭说：“我没打。” 他把彭拽到妻子跟前，妻子认出他来，他先是抵赖，后来承认了。裴京兰的叔伯兄弟愤怒至极，打了彭一嘴巴。 在裴京兰被殴打两周之后，我们在费县人民医院复印了她的病历。在7月31日的《入院记录》上写着：“主诉：头胸部外伤伴疼痛一天。现病史：患者于一天前与当地计生委人员发生纠纷，被打伤头胸部等处，当即感伤处痛，头痛头晕，无恶心呕吐及明显意识障碍，胸痛胸闷……” 在《病历纪录》上写的是：“患者于一天前与计生委工作人员发生口角，被其打伤头胸部，当即感觉伤处疼痛，令（另）感头痛胸痛……右枕顶轻压痛，右前胸压痛，双足指稍青紫，压痛……” 我做了一天的纪录，脖子都要累折了；我们又愤怒、又伤心，又饥饿、又困顿，还要摆脱追随我们的政府官员，于是告别梁淑合、裴京兰，我们的面包车在漆黑的午夜寻找吃的和住的地方。 2005-8-21 不扎也得扎！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五 杜凤泽指着她的鼻子说：“这伙人已经说了，你扎也得扎，不扎按在手术台上也得扎！” ——题记 2005年农历三月初十, 沂南县孙祖镇南硖石村村书记宋祥瑞叫村民胡丙美去结扎；以前说过不要钱也不结扎,现在又要结扎了，34岁的胡丙美心里不服。村书记说:“我跟你说，今天去给100元，第二天就50元；再晚抓去就什么都没了，结扎费还得自己交。”胡丙美说：“国家叫扎，就扎。我也不能另一个样。但我得照顾孩子（4个月大），对象在广东，等他回来我再扎。”头一天扎了七个；有三家躲起来了。 4月5日，她带孩子回娘家打针，镇计生办的一车人（六七个）找到她家，问孩子在哪？她说在屋子里睡觉。计生办的尹纪荷（音）进屋把孩子直接抱上车；她也被推搡着上了车。拉到她村子，叫她婆婆把孩子抱走。又拉到石门亭村，一伙人下去抓人。她和村妇女主任、一个计生人员到了县中医院。 做检查，量血压，160，偏高，等一会再量，还高；等两个多小时，还不行。医生拿材料找专家鉴定；专家摇头说不能做；医生跟院长商议，出来跟计生人员说，为安全起见，不能做。计生人员答应了；他到楼梯口向上汇报：“这边不给做。”一会儿，他手机一扣，拉我直奔县计生服务站。抽指血，量血压，160。让计生办的人拿了降压药给她吃了；三小时后，血压还是160，大夫给姓袁的女副站长打电话，袁站长（个不高，方脸，白，瘦，其丈夫是B超室的王大夫）过来说：“尽管做就是。” 胡丙美：“中医院检查过了，专家说不能做，你们胆子怎么这么大！做是可以做，如果身体出问题，你得负责！” 袁站长：“滚滚滚！” 计生办的人说：“人家叫扎你就扎，你这样说人家生气。” 后来又拉一车人来。镇上的工作人员指着胡丙美的鼻子说：“你扎不扎！” 胡丙美说：“如果没上中医院，不知道情况，我就扎了；现在专家说我不合格。” 沂南县计生局副局长讲计生服务站站长杜凤泽来了，他问：“孩子是生的还是剖的？” “生的。” “生的没事，这点小手术算什么？” “如果做，你得给我写证明，一旦发生问题，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要——” 镇上的那伙人指着胡丙美的鼻子说：“就你事儿多，快扎就行了。”戳得胡丙美向后退了几步，不让她说话。杜凤泽也指着她的鼻子说：“这伙人已经说了，你扎也得扎，不扎按在手术台上也得扎！” 胡丙美：“你得按个手印儿，出问题你负责？！ ” 杜凤泽：“我负责！医生按个手印儿就是！” 8月15日，胡丙美在陈光诚家向我们讲：“我被逼进手术室，又害怕，又生气。他们拿来单子直接叫我签字，我也没看就让我按手印儿。我签得歪歪扭扭的。”8月16日，和沂南县计生干部座谈时，县计生服务站一个姓吴的副站长多次强调结扎手术全都由当事人自愿签了字。我就详细讲了胡丙美的故事，我说，“她先是被村干部哄骗和威胁，后来孩子被强行抱走，体检不合格后被镇计生人员和县计生服务站站长辱骂，还说扎也得扎、不扎也得扎；在这种情况下签字也表明她是自愿的吗？”在整个座谈过程中飞扬跋扈的吴站长一时语塞。 胡丙美说：“结扎那天，是我来例假的第二天，正是血最多的时候。结扎完了，回去身体就不能动弹，脑袋一晕，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要小便，俺娘硬拉也拉不起来，到床边，刚站起来就仰倒；腿一晃一晃的，小肚子痛得受不了了。”让村妇女主任来，她说给找大夫来看看。镇上医生天黑来了，又走了。胡丙美的妈妈说：“不合格了还给扎，这不是要她的命吗？”村里都知道了体检不合格也给结扎的事。 六七天后，她疼得受不了，肚子肿个大疙瘩，村书记给她计生服务站的电话；电话里的人说：“有这种情况（指剧疼、肚子肿）。也许你肠子拧上大疙瘩了，你放心就是。” 术后十天左右，她的疙瘩太大了，肚子都青了，就让村主任找计生办；村主任说给问问，就没动静了，第二天打电话，他说不管了。 胡：“你怎么不管？你领着人去时怎么说了算？” 书记：“镇上让我干我就干！” 胡哭着说：“你替镇上办事这么痛快，村民让你办事咋这么难？” 到了手后的第十三天，才有车过来送她去医院，镇计生办的胡发宣同去。又要割第二刀；她很害怕。开完第二刀，住院十天，拆线，做B超，里面还有淤血。杜局长等人商量，唯一的办法是使针头抽！胡丙美一听，就哭了：“俺怕受罪怕受罪的，怎么又要用针头抽！俺是人啊，不是袄，要掏就掏，要蓄就蓄——”杜局长说：“你哭什么，甭说两次，三次四次的都有！上去！”胡丙美要求转院，杜局长和吴站长说：“抽也不一定抽好！”7月5日，去县医院复查，做完CT后疼得受不了了。结果是，里面已经不是瘀血，而是斑了。医生说，只能回家慢慢养着。 后来她去村书记宋祥瑞家，书记说：“你给我滚出去！你有本事让我下来，你有本事你当啊！” 找镇里，要求赔偿。镇副书记刘镇峰说：“门儿都没有！” 8月8日去找县计生服务站，在那等了一天没等到，原来杜凤泽局长从后门溜了。 胡丙美在讲述过程中哭了好几次。她用手按着肚子，有气无力地靠在椅子上，一脸的愁苦和无助。 吴站长和我们谈到胡丙美时，承认了血压高也给开刀以及刀口血肿的事实。他辩解说，160是临界点，可开可不开；加上她恐惧导致手术不成功；而且做手术没有100%成功的。不管病人血压高、充满恐惧的事实而强行手术，出了问题后拖、躲、骗、横。联系到强制流产、株连九族、抓人、关人、酷刑、打死人的事情，我们感叹到，临沂的计生工作者真是视人命如草芥。是一个什么力量驱使他们这么做呢？ 2005-8-21 学习班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六 以恐怖为手段的计生工作，异化成了以恐怖为目的的计生工作。 ——题记 临沂市三区九县在这次运动式的计划生育大行动中，有一个号称“学习班”的东西。今天50岁以上的人对“学习班”这个词应该并不陌生。文革时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简称“学习班”；它一开始是通过反复学习“老五篇”、毛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让干部和各派群众自我批评、消除派性，达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但后来演变成了比监狱还恐怖的东西，无数人在里面受到肉体折磨、洗脑和精神摧残，被打死的和自杀的也不胜枚举。它是奥威尔101号房间的中国式克隆，是中国的集中营。 “学习班”这个文革的幽灵在2005年的山东临沂死灰复燃；不过准确地说，这个幽灵一直游荡在全国的计划生育运动中和打击法-轮=功-团体的运动中，从未消散。但临沂的“学习班”却如此切近、如此惨烈，我亲眼看到它给人们留下的肉体伤痕、亲耳听到它的种种恐怖，并从受害人的哭诉中感受到它所带来的精神摧残。这一切让我深感震惊。 抓人是学习班的第一步，在抓人之前，学习班还只是乡镇政府的几个办公室或空房子。通常是四五个计生人员（本文所称计生人员，绝不仅限于计生办、计生委、计生局的正式工作人员，而是包括了负责分片儿的所有干部，以及被雇参与打砸抢的打手），多的时候是30多个，坐着一两辆或三四辆车，在深更半夜、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黎明之前，叫门、别锁、砸门、翻墙、砸玻璃，一拥而入。 沂南县双堠镇的陈庚江讲，“2005年4月19日11点左右，天下着雨，我在家看孩子，听见门哐啷一响，三个人猛地闯了进来，厉声说到：走，镇长有请。……紧接着又进来二三人（其中有韩玉林、徐圣厚），当时慌乱没看清楚，他们一齐包抄过来，猛扑上来，其中一人说，你老实点！把我拉出门外，强行绑架……有拧胳膊的，有按我脖子的，往外死拉。” 沂南县界湖镇东明生村张德路讲：“早晨五点在烙煎饼，妇女主任带着七八个人叫开门，让我女儿（张成爱）上车：他们说：你不上车，抬着也要抬上车！（我女儿）就被抬上车，抓到镇计生办的小屋里。” 费县梁邱镇西后柱子村56岁的门守花在控告信上写到：“（因受二小姑牵连，）今年农历三月初四早晨六点半左右，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计生委一行人手持警棍木棍，突然闯入房间内拳打脚踢，强行押上车，逮到计生委大院的几间闲屋内关押起来。” 梁邱镇西后柱子村的杨培荣写到：“我因女儿的三大伯哥超生而被抓，抓我的时候是夜里，梁邱镇计生委一伙人就闯进了我的家中把我从床上拉下来，连当家人也不叫给说，就把我拉出了门外拳打脚踢，打完了扔到车里，送到梁邱，一天打两回。” 老辈人说，这样的景象，只有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出现过。“他们比鬼子还厉害。”（《临沂市“扎”连十族》） 被抓的人有时候被告知是“去学习”，但他们被押进的这个“计生学习班”却极其独特：没有桌子，没有教材，没有老师，教具是警棍、木棍、橡皮棍，负责用刑的则是受过“保先”教育的“计生人员”和雇来的外地打手。而学费是每人每天100元；有时还得托关系、请喝酒才能放人。 梁邱镇桃花顶村的张建富：“他们把我带到一件黑屋里，用木板、橡皮棍靠打我，把我打昏后再用凉水泼醒，我浑身打颤。他们又问：‘到底说不说，你侄子到底在哪里？’我说真的不知道。他们又把我打昏，用凉水泼醒我后把我押到一件屋里，一共扣押我半个月。” 梁邱镇61岁的张宗华老人：“抓到计生办，进去就被踹倒了，七八个人穿着皮鞋踩我、踢我。眼眶被打淌血了，胳膊也被打破了。我被打得昏过去了。” 梁邱镇44岁的徐长军讲的这种刑讯方法，几乎费县的每个被调查者都遭遇过。“张庆华、范守会、李良儒、刘文富、裴京栋、李天宝6人让我协助找我叔伯兄弟徐长庆，我说行，但不知道在哪儿。于是两个人就把摩托车头盔倒扣在我头上，两个人拧我胳膊，有人从后面用脚踢在我腿弯儿处，有人按我，使我跪在椅子桯上。张庆华说，‘每人打50橡皮棍！’六个人都打了，有的超过了，有的不够50下。张庆华问，打够了吗？他们说够了。张庆华说：‘再让上点儿！’又打。” 徐长军被打得眼圈发黑、晕头转向，第二天被两个人从车库里架出来的时候，已经没了人形，手一松，就摊在地上了。 梁邱镇上阳庄的肖瑞兵（44岁，独身）回忆那时的情况： “晚上镇计生委的人酒足饭饱醉醺醺地来审讯我，首先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把椅子翻过来，四脚朝天，把我按在椅子腿中间，一人按住头，用橡皮棍就打，我与他们辩理，他们就打得更凶狠。并说，打死顶多赔偿埋葬费两万元。他们六七个人一拥而上用橡皮棍往我身上乱打，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昏死过去之后，三个多小时还没有醒来，他们就用一同凉水把我泼醒；泼醒后他们说我装死，又有两个戴头盔的蒙面人用橡皮棍狠狠地毒打，直到再次昏死。” 施暴者用摩托车头盔蒙住受刑人的眼睛，或用强光照着受刑人的眼睛，或蒙住自己的脸，反映了他们犯罪时的心虚：也预示了他们将放纵自己的兽行，因为被打者看不见他们狰狞的面孔。 被费县新庄镇计生办抓去的刘西东说，“关在屋里，打灭灯后，又是这种打法；我不趴，三个人把我按上去打我，椅子歪了，我趴到了地面上，他们就把椅子放在我腰上，两个人踩着椅子，一个人踩着我的脖子，另两个人用橡皮棍抽我，还有一个拿手电筒的。” 学习班的酷刑花样繁多，有让受刑者脱下衣服拿警棍抽的，有抠软肋的，有抽耳光的，有拔头发的，有踩脑袋的，有拿皮鞋打脚面的，有用口袋把人套起来打的，有卷起报纸抽嘴巴的，有拿木棍敲脑袋的，有强迫蹲马步的，有连番审讯不让睡觉的，有不给吃、不给喝的，还有专门的“水牢”——暴力已经日常化了，暴力语言也日常化了；伴随着酷刑的是无时不在的精神威胁和人格侮辱。 张宗华老人说：“他们天天指着鼻子骂你。我们天天哭，加上被打伤了，根本吃不下去饭。”另一个老人讲，“他们不打我们的时候就骂我们，祖宗三代的骂。”而一边打一边说“打死你也就一万元埋葬费（有的说两万）！”也是多数施暴者惯用的一句话。不幸的是，打死人的时候真就按这句话说得办，甚至也一万元也拿不到。计生口号同样充满了赤裸裸的、血淋淋的暴力：费县新桥镇胡家庄村张贴的计生标语是：一孩放、二孩扎、不扎就动法。费县探沂镇石行村张贴的是：对非法生育者坚决从严惩处。其他地方还有“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山东民间流传的计生口号则是：“喝药不抢瓶、上吊就给绳”、“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学习班的生存环境本身就构成对人格的极大侮辱：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下坡村58岁的陈百高讲： “就在哪儿（学习班）押着不让出来，这边(东边)一个大尿罐。这边（西边）一个大尿罐，东边里男的，西边是女的，一个屋里男女60-70口人。唉！女的那边尿都淌到这里，晚上都没法睡觉。简直是……不是人住的地方，拿着人不当人。一个屋子男的女的都关在一起，有时候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有时候60-70人、有时候40-50人。” 兰山区义堂镇的孟凡芝说： “关的那天晚上有10-20多人。休息就坐着，白天晚上都在那儿坐着。不能躺也没有地方躺，妇女和劳力（男人）、老的少的都在一个屋里，大便小便都在一个屋里。上厕所也不叫出去。上厕所就在屋里挡了一个小刨花板，就这么高低（大约1米左右）。人在这地方吃饭，那儿就是拉屎茅（距离大约2米）。” 夏家沟村的夏兴荣说： “四十多口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混合关在一起。到了晚上8点他们就锁门，第二天早上六点开门，这期间不管有什么事一概不管。在这段时间吃饭不敢多吃、喝水也不敢多喝，（因为）一但要解手就麻烦了。人瘦干了，光这一样别说挨打了，光受控制就把人困死。” 梁邱镇的门守花说：“名义上是办的学习班，实际上是打人骂人的‘劳教所’。”村民张宗喜（残疾、单身）也被弄去学习，他在控告信上说：“那里好像是人间地狱。” 文革中的一些学习班实行“三不准”：“不准离开营房、不准与外界联络、不准会客”，而临沂计生学习班比文革更残忍：不准顶嘴（顶嘴打得更狠）、不许出屋门、晚上不许上厕所、不准送饭（谁送谁也被纠进学习班）。 制造恐怖一开始是为了迫使受刑人找到自己的亲属或邻居，但后来制造恐怖自身成了目的。梁邱镇桃花顶村村民张宗学被打昏、冷水泼醒后，一个领导走过来说：“这叫杀鸡给猴看，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厉害。”有人向我们说：“说实话也打、不说实话也打。”答应找人也打、找到了人也打；清醒时也打、喝醉了也打；交钱也打、不交钱也打；想告状的打，不想告状的也打；反抗的打、不反抗的也打；本乡镇的打、外乡镇的也打；壮小伙子打、老弱病残也打。计生干部成了以施虐为乐的虐待狂，成了打人打红了眼的职业打手。我们的制度一度是左倾竞赛、鼓励残忍，临沂的计生学习班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制度其实远远没有和我们告别。以恐怖为手段的计生工作，如何异化成了以恐怖为目的的计生工作，还有待研究。 到底有多少人被非法拘禁在学习班里？据陈光诚粗略统计，临沂共有1080万人，约有占人口12‰的人被强制结扎，即13万人；被牵连的亲属和邻居每人有3-30人，以4人计则为52万；被拘押的时间一天到三四十天不等，以三日计则为156万天（约合4300年），每人每天收学习费100元（有的地方在这次运动中没收，有的则多收数倍，但多数为每天100元），按60元计，则为9300多万元。这还是保守的估计。而农民的血汗钱买来的是暴行、屈辱和恐怖。 计生学习班制造的恐怖一直到现在还统治着很多村民。不敢接受我们调查的、不敢去报案的、不敢去法院起诉的、不敢让我们录音和拍照片的，不计其数。恐怖，弥散在山东临沂的各个村子，深入到亲历酷刑折磨和听说学习班故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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