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拒签事件”，在此事件中患者家属肖志军在医生、病友的再三劝告下，仍然坚持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终致其“妻子”因不能及时手术而身亡。如果我们只责怪医院，没有做到“以人为本”，过于拘泥程序，只会使主要责任人肖志军得脱其过。更重要的是放过了导致这一惨剧的社会内因，忽视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社会信号，使我们的社会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纠偏机会。 手术签认制度，是对患方对手术治疗的授权形式。一方面，手术本来就存在着风险，签认具有风险共担的性质。在风险面前，医疗单位和患者本人（家属事实上也是以其亲属地位的一种患者的代位权）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如果按照民事意思自治原则，医院在没有得到病人和其家属授权的情况下，不实行手术也是情有可缘的。以《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在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支持的情况下，责怪医院过于拘泥程序，没有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抢救而应承担责任，也是不公道的。手术在没有得到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医院坚持履行这一程序本无可指责。此一事件非常明确：“责任全在患方”。 我们现在按照肖志军一个月收入只有750元的情况，可以推定其拒签手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贫穷。所谓“富人钱搪，穷人命搪”，贫穷才是导致患者死亡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贫穷，使肖志军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而对于社会而言，贫穷所导致的丧失人性，更应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贫穷导致的失去人性，都会找到相应的“出口”，从而形成完全不同的结局。 这次的拒签当事人肖志军，采取的是“以自欺欺人”的方式。以“只是小感冒，用药治疗就行”，最终酿成了这起惨祸。至于说医院和当时的病友一再要求他签字，甚至诺之以金，都不能使他改变初衷，其原因也不过是为了维持他偏执的自尊罢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或者这样类人的生活境况不能得到改变，当同样的事逼近他们时，他们也将采取同样的办法来逃避，从而使一个个惨剧不断地得到复制。 另一条道路，则是社会提供了一套正常的“晋级”程序。通过这条途径，使一部分人摆脱贫穷走向富裕，从而恢复人性。在历史上，科举制度就是一项摆脱贫困的办法。在同样的条件下，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只要达到了相应的知识水平，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地位，就可以学而优则仕。但是，当一部分人摆脱了贫困之后，也不过是这部分人从社会的底层走向高层，而贫穷阶层却同样存在，因此这样的惨剧也同样无法避免。 最后一条“出口”，就是在不当的理论指导下，抱着“不劳而获”、走“捷径”的办法，则有可能走上破坏社会，“打土豪分田地”，走上“翻身做主人”的道路上去，而这个“出口”对社会和社会发展来说，才是最危险的。历朝的兴亡、历代更替无不出于此。历朝历代的更替，都能从这里找到根据。 因此，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要正视这个没有有效的社会保障的危险，在这个信号逐步地通过一个个事件浮现的时候，应该更加紧迫地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性作用。当人的生命也只有通过金钱来衡量，当普罗大众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当贫穷导致人性泯灭，而又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出口”来提供指导和救济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已经值得社会广泛警惕和警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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