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在现在的空间是越来越狭窄了。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据说没有普通话考试合格证书就不能获得教师资格证书。起先我以为中小学是这样，毕竟基础教育具有推行国家意志的强制力。但是消息说今后大学教师也要通过普通话考试才能上课堂！这样的话，中国的大学课堂上特性特别是语言特色就越来越少了。想到我曾在川大听过的那些很有滋味的四川话授课，也许就难在课堂生存了，真是遗憾得很。 我中小学在广西南宁渡过。尽管南宁是个粤语区，但是在强大的推普力量之下，课堂上老师讲课基本上都是普通话。尤其是我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语文老师，都是纯正北方人，一口流利普通话。小学老师姓徐，50多岁，好像是北京人，居然满口的北京那种卷舌音。我们那时听到这种话，都是通过收音机，感觉这样的卷舌北方音似乎很权威。因而我们对徐老师是很敬畏的，觉得她似乎就是那种收音机里口音很标准很有气势的播音员。有这么一位纯正北方老师对我们却是很有好处的——我们这些南方小孩就能把拼音学得很好。这点我一直感激徐老师。可惜这两位北方老师只教了一年就回北方去了。 以后的老师，基本上都是本地人氏，虽然课堂上也说普通话，但是毕竟口音就重了很多，受此影响（当然更主要是家庭母语是粤语的影响），我的普通话就一直有很重的南方口音。到外地学习、工作后，就常被人问：你是你广东人？（或你是福建人？）还好经过十多年的非粤语区生活，口音稍微小了些，回到南宁还可以被小小误认为捞佬（南宁人对北方人的称呼）。 其实我很遗憾我们当时的语文老师没有能给我们教授粤语的标准读音。我们这些人用粤语读书，基本是靠着家庭母语和自学，遇到些疑难字就只能乱读了。因此南宁人在汉字的粤语读音上很不标准。现在的南宁小孩都是普通话比白话（粤语）好，好多字都不知道白话的正确读音，看来也要和上海人普通话、上海话混用一样讲白话时不得不加插普通话词语了。明明我们讲白话（粤语）的是本地主体，但是在本地语言应用上却成了边缘。 到川大读书，第一天就在语言上很不习惯，因为老师几乎全讲四川话！开学典礼讲、师生见面会讲、上课讲。我们这些川外来的学生哪里能一下适应这种纯四川话的环境。因此校长、老师讲了啥都是糊里糊涂的。还好，四川话也不难学，一两个月后，就基本适应了，老师在课堂上用四川话讲课都听得懂了。时间久了我们还从这些四川话授课中听出味道来。四川人喜欢聊天，他们叫“摆龙门阵”，因此练就了很出色的语音表达能力，幽默感特强。同样的一个表述，用四川话说出来就比用普通话说出来更生动些，更立体些。用后现代的理论说，因此这些四川老师的课堂讲授比一般的普通话更有趣些。特别是有几位老师，如讲现代史的陈廷湘、讲世界史的李安华、讲文献检索的漆鹏、讲后汉书的方北辰等老师，上他们的课，仿佛品尝正宗川菜，极有兴味。印象最深的是陈廷湘老师，特别善于从课堂上讲的东西向外引申，纵横捭阖，滔滔不绝，最后来一句“扯远了，不摆了”。川大呆久了，我们就觉得上课老师用四川话讲课很好很正常很有意思，反而觉得用普通话讲课没了趣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方北辰老师。有一次他开了一门中国科技史，第一节课是用四川话的，地方风味浓郁，极有听头，吸引好多同学。没想到第二次讲课，他说他要响应教育部号召，上课讲普通话，一堂课下来，听得我们兴味索然。不是他讲的内容不好，实在是他换了普通话后，那种四川话特有的地方风味和独有的幽默感荡然无存。于是这门课我就没再去听。 上海是推普工作做得很好的地方，因此课堂上几乎是没有老师可以讲上海话的。我到上海读书，听课几年，就觉得还是在川大听的那些课更有趣些。听说现在为了评估，对大学教师在课堂上讲课，不但是铁定要讲普通话，甚至哪天讲哪课，是否偏离讲课内容等等都有严格要求。这样的讲课规矩，不但不能容方言，甚至连教师的讲课个性都给抹杀了。 其实，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主要是欣赏这种方言和方言所代表的地方文化，听课者不光是听课的内容，还要听文化。如果都用普通话，固然也代表了一种文化，但是，大家都讲普通话，这种文化就单调了些，课堂的个性化就少了些。当然推普还是必要的。我也不是主张大学课堂上都用方言讲课。如果复旦老师用上海话讲文学史，我想多半的外地学生都会学不下去了。但我们似乎应该给方言留有一定的空间，没有必要对方言赶尽杀绝。比如，课堂上教师可以在讲课中穿插些方言，或者在选修课里容许一些教师可以使用方言。既然连英语都可以“双语教学”，方言又有什么理由不能见容于课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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