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愿意为之奋斗终生，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自己骂她就可以，别人骂就不可以。是在中国想出国，出了国更爱国。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体制。是既对未来充满希望又对现实绝望。这就是“中国控”。
100年来，那些纠结于中国的人和事
中国控
“我爱你，中国”——又远不止“爱”这么简单。
是爱里带着哀愁，心里憋着劲，眼里含着泪水，满脑子纠结，胸中怀着一团火，又不时发出一声叹息。
是愿意为之奋斗终生，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自己骂她就可以，别人骂就不可以。是在中国想出国，出了国更爱国。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体制。是既对未来充满希望又对现实绝望。
这就是“中国控”，爱恨纠结，欲说还休。100年来，从颠覆满清的海外留学生、抗日军民、民族企业家、反内战的文人、抗美志愿军、***、劳动模范、自卫反击战战士、改革开放弄潮儿到“中国可以说不”的年轻人，从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创业者、下岗工人、农民工、网络公民到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控”为国运而悲喜，与中国人的处境同进退。尽管他们是如此地投入，但结局也许是其余生、后代还要继续与中国的人与事纠结下去。
当别人看到中国的积贫积弱，“中国控”看到意志和美德；当别人赞美中国的进步光鲜，“中国控”看到问题和劣根性。“中国控”对中国到底怀着怎样的情感？如张海儿所言：“我是如此地热爱她，以至于不得不和她肉搏。”
十大中国控
梁启超、鲁迅、林语堂、柏杨、萨马兰奇、功夫、唐人街、《时代》周刊、汇丰银行、中国人。
他们爱中国，也“恨”中国；它们观察中国，也展示中国。在他们和它们的身上，凝聚着中国所代表的种种复杂意象，流露出他们与中国多年以来纠结不清的情感、行为、思想和性格。
梁启超
理智上疏远本国，感情上维系传统
文/刘谦骏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25岁的梁启超***日本，救国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它总有办法让一个热血青年走投无路。
维新变法的结局无疑是个悲剧，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悲哀。戊戌六君子被杀当天，菜市口观者如云，北京城万人空巷，大多只是看热闹。国人喜欢围观，这个脾气至今未变。梁启超后来撰文历数中国人的弱点：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等等，而国民性问题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
洋务运动是向西方学经济，维新变法是向西方学政治，新***动则开始向西方学文化，然而这是最难的。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说，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也许正是这种理智与情感的纠结，让梁启超走向了民族主义。这项人类晚近的发明，通过新***动和中国发生了联系，并在那个年代弥补了现实价值与历史传统背离的裂缝。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
1905年，由于革命党人行刺欲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清王朝的立宪计划被搁置。身在日本的梁启超闻讯，痛心疾首。他对立宪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走一条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立宪的道路。在后来同革命派的论战中，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革命将导致“暴民骚动”、“杀人盈野”，而收拾乱局的人一定是***者，这必然重新走向专制。后来的历史发展，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的担心。但他能预见，却无力阻止。英雄往往更无奈。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次年***成立，革命派倡导的共和制终于成为现实。***了14年的梁启超回到祖国，他反对为了实现共和而采取暴力手段，但并不反对共和。事实上，很少有人像梁启超那样为了维护共和付出那么大的心血。民国初年，他组成了进步党，模仿美国的两党制与国民党在国会中抗衡；1916年袁世凯称帝，他与蔡锷策划武力倒袁；1917年张勋复辟，他请出段祺瑞誓师讨张。
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他献身于民众的信念终生未渝。1926年3月，梁启超因患尿毒症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肾切除手术，不幸发生医疗事故，医生将其健肾误切。协和医院是当时最好的西医医院，因为这件事遭到了舆论的攻击。梁启超笃信科学，极力推广西医，他担心此事会影响西医在中国的普及，最终受损的是百姓，所以，反而发表文章替协和辩解。但手术后，他气血大亏，病情也逐渐恶化。1929年1月19日，梁公辞世，春秋五十有六。
鲁迅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文/谭山山
上世纪初的一天，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异国的课堂上看到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张幻灯片：一个中国人绑在中间，将要被处死，围观的是前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也是中国人。这名年轻人由此决定弃医从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此时，他叫周树人，后来，他是鲁迅，除了围观杀头的意象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终其一生，他都致力于国民性的剖析和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始于1918年那部堪称振聋发聩的小说《狂人日记》。那些麻木的、喝醉似的沉迷于围观杀头的国人们，他们行为的源头在哪里？《狂人日记》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找到答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的主角是“狂人”，所谓“吃人”论被视为谵语尚不足引起国人的恶感；到了1921年鲁迅写《阿Q正传》，由于入木三分的刻画，还在连载时就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自此，批驳鲁迅“丑化”中国、尖刻、恶毒的言论就甚嚣尘上。确实，鲁迅的话，让太多人不舒服：“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记念刘和珍君》)，他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做得了人的时代，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瞒和骗”，从来不敢正视，即使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万事闭眼睛，自欺而且欺人；他说中国人不但“不为戒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就连动一只椅子脚都要流血的……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曾剖白投入文学创作的原因：假如说中国是一间没有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是让他们从昏睡陷入死灭，少点痛苦呢，还是大声呐喊，唤醒几个人起来反抗这个绝境？他选择的是呐喊，因为，希望是不能抹杀的。也因此，他的“呐喊”，就不能不竭尽全力，直插要害。
鲁迅最被诟病的是对传统的“全盘”扬弃，这被称为“偏执”，曾被称为“鲁迅之子”的作家摩罗甚至在新著《中国人站起来》中说，鲁迅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起到过误导的作用，对中国后来的发展种下了带毒的种子。鲁迅是说过“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但请不要忘记，他说这些话时的语境：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老祖宗那一套已经证明行不通，社会亟需变革，思想需要革新，不表现出如此激烈的态度，如何能触动昏睡已久的国民？而且也请不要忘记，鲁迅的旧学底子是十分深厚的，在东京的时候，他和弟弟周作人一起在章太炎门下学《说文解字》。鲁迅何尝不能做过着闲适生活的士大夫，就像他弟弟周作人那样？但他选择做那个不讨好的批判者，正说明他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拳拳之心。
而他本人是时时警醒于国民劣根性的。1927年，来中国考察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等给鲁迅写信，称拟提名鲁迅角逐诺贝尔文学奖。鲁迅的答复是，“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就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林语堂
对中国人讲西洋文化，对西洋人讲中国文化
文/比恩
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林语堂不无得意地为自己拟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但林语堂的这种自得，恰恰也正是身处中西文化激烈冲突时代的他的全部内心纠结所在。
在甲午海战中国战败这个令人沮丧的年份里，林语堂出生在闽南的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这个从小就“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在教会学校完成了他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这个奇特的身世使他对西方价值的认同甚至“爱慕”，比当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来得真诚而强烈。所以，他从德国莱比锡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投入新文化浪潮时，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爽爽快快谈欧化”。
但是，和他的同一辈文人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相比，林语堂未必是“谈欧化”的最佳人选，他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也的确称不上成绩斐然，但就向西方介绍中国进而成功地塑造了西方人的“中国想像”这一点而言，他们三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林语堂。
1935年7月，在庐山避暑的林语堂应他的美国朋友赛珍珠之约，也出于对中国传统“情感上的义务”，开始用漂亮的英文撰写后来为他在英语世界爆得大名的《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林语堂出人意料但却坚定不移地扮演了一个中国文化超级粉丝的角色——这和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大冲突。他不仅用包括《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京华烟云》等三十多部英文作品，向西方世界普及中国文化，他甚至著文煞有介事地论证“长衫优于西装”。基于这种粉丝心态，林语堂轻易地掠过了中国旧文化中那些人所共知的腐朽、堕落的丑恶现象，即使看见，也会很自然地对它们浪漫地美化一番。
以研究中国近代史而出名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有一个说法，可以用来解释林语堂身上的这一矛盾，他说：“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情感上的义务，对价值有一种理智上的义务，并且每个人都力求使这两种义务相一致。一个稳定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人热爱他们的文明，不仅因为他们生在这种文明之中，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美好的。然而，在19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人心灵中被撕裂。”
林语堂毫无疑问也遭遇了这种撕裂，他为此深感矛盾，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在《八十自叙》一文中深感自得的恰恰因为自己是“一捆矛盾”，而化解这一冲突的的最好办法就是：当面对中国的现实的时候，他凭着“理智上的义务”盛赞西方的好，当他面对西方世界时，他又会出于对中国传统“情感上的义务”为他们奉上对于中国最美的赞颂。为此，世人揶揄他“对中国人讲西洋文化，对西洋人讲中国文化”，但林语堂却当仁不让地予以笑纳。
1940年，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的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的校长对林语堂曾作如下恭维：“你的英文极其美妙，使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钦佩又深感惭愧。”而比这更让人开心的赞美据说来自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他在1989年出访东南亚的准备工作之一，便是读林语堂的书。他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个美国人都仍然有用。”可惜的是，这个赞美，1976年去世的林语堂已经听不到了。
柏杨
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文/丁晓洁
1984年，柏杨对前来庆贺生日的朋友说：“我活了65岁，全是艰难的岁月！”半年多后，他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为期3个月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在那里做了一场演讲，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了“丑陋的中国人”的观点。他这般解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
柏杨在这场演讲中直言不讳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并且一一道破中国人的劣根性：“脏、乱、吵”、“不能团结、窝里斗”、“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之所以选择在美国演讲，并非柏杨的初衷，大陆和台湾都没能给他合适的土壤，刚听到他要演讲的题目，就把他拒之门外：“我们不丑陋，你不要在此地乱讲。”当时中国人这种激烈的自我批评实在罕见，据说在美国的演讲结束后，柏杨没有得到任何掌声，听众都是安静散去。不久后演讲稿经过录音整理，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柏杨因此闻名，因此备受争议，而“中国人”三个字，也成为他一生中谈论得最多的话题。
《丑陋的中国人》一度让柏杨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有日本记者问柏杨：“我们日本人因为你的观点而看不起你们中国人，请问你有什么感想？”柏杨回答说：“在我之前，你们所遇到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认为他的国家好得不得了，他的文化好得不得了，都是世界最优秀的。自从你们认识我之后，你们会认识到，中国人是有反省能力的中国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许多缺点的中国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许多不如你们日本人的这样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就会对国际社会有补益啊！我请问，你们到底欣赏哪一类中国人，是欣赏我们过去那样很自大的中国人，还是欣赏我们现在这么很虔诚的中国人？”(柏杨为基督徒)
正值思想解放时期的中国，柏杨对国人的批判也许恰恰是另一层面上对国人的正名，他在书中也是这么写的：“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对国民劣根性和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在柏杨所处的时代，是鲜见的事情。20多年后的今天，柏杨说过的话已经不能引起轰动的社会效应了，像他一样能骂，甚至比他更能骂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大部分人却依然只是凑个热闹，而鲜有佼佼者像他所期望的那样：“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
柏杨一生未拿到任何文凭，1947年还被当时的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到台湾后又因为一幅漫画而遭遇“文字狱”的无妄之灾，在监狱里度过了9年26天。日本华裔作家黄文雄说他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他是受‘晚娘’虐待的一个小孤儿”，他却在狱中读史十年，写下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晚年柏杨说：“我一直以来的努力，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
2006年，86岁的柏杨宣布封笔，他在大陆版《柏杨曰》的序言里最后写道：“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2007年，柏杨逝世半年前，他坐在轮椅上，花了一个多小时，写下了6个字：“重回大陆真好”。
萨马兰奇
我要告诫每一个西班牙人，中国人是真诚和可靠的
文/朱慧憬
“我现在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我要告诫每一个西班牙人，中国人是真诚和可靠的，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都要相信中国人是你的朋友，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中国发展关系。”这是萨马兰奇去世前数月在一个重要场合对他的西班牙同胞的建议，也堪称他对中国人民最由衷的表白。萨翁生前最珍视的荣誉是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30年来，他来中国29次。
1980年，正值东西方冷战的最后阶段，萨马兰奇走马上任，担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当时奥运会的政治危机迫使他必须急切推行体育无国界的概念，他需要东方的大国——中国以及诸多的非洲国家的支持，而当时日益开放的中国重回世界的怀抱也需要来自西方世界友情的帮助，于是萨翁与中国相伴成长。正如李承鹏评价：“把中国体育推向世界，让世界接受中国体育，是这个西班牙老头毕生的工作。他最大的发明是，把乒乓球、羽毛球、女子举重等中国绝对优势项目缔造成奥运常设金牌，让中国兵团成为金牌大国。这是一个国际友人伟大的创举，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善举。”
1982年，萨马兰奇来到中国，想落实中国是否会放下当时微妙的中美关系问题，参加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给萨翁吃了定心丸。作为对中国支持的回报，萨马兰奇许诺，他将为中国获得第一块金牌的运动员亲自颁奖——那个运动员就是许海峰。1988年，汉城奥运会，朝鲜明确表示抵制，萨翁对中国的参加态度依旧没底，而当时的中国再一次地支持了萨翁。萨翁当时表态：“看到奥运会真正起到了帮助中国走向世界，并将在未来世界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作用，我觉得中国是我在奥林匹克运动生涯中的最大成就。”
说到萨马兰奇与中国的友情，不得不提到萨马兰奇的忘年交：邓亚萍。萨马兰奇自己是从一个冰球运动员而转变成为一个政治家的，在邓亚萍这个中国女孩的身上，也许他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他鼓励邓亚萍学英语，去欧洲进修读书，为她规划了与自己也许有相同之处的职业道路。邓亚萍退役后，在萨马兰奇推荐下，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由此成为第一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中国运动员。北京申办奥运会期间，邓亚萍作为申办形象大使，奔忙于世界各地。有次，萨翁知道同机的邓亚萍是要去拜见卢森堡大公，就悄悄地帮她做了安排。毕竟，能帮助中国做一点申奥的事情，是萨马兰奇老人的最大欣慰。然而对中国的偏爱，并没有让萨翁失去客观、公允。据说，中国第一次申奥，输给了悉尼，萨翁也是表示默认的。而当中国做好最完美的准备去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萨马兰奇也毫不掩饰他对中国的支持态度。
萨马兰奇曾表示说，“中国是一头熟睡的雄狮，现在正在醒来”，2008年，当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句话已经被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多次拿来形容如今的中国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西班牙《先锋报》刊登了萨马兰奇撰写的《我为什么爱中国，尊重中国》的文章，解答了大家对萨马兰奇中国情结的疑惑。萨翁在文章中表示：“中国人民是一个拥有超强记忆力的民族，他们懂得珍惜患难之交，不会忘记患难时期与自己站在一边的人。正因为如此，在北京奥运会上，我才能享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我的爱，这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情感。”
功夫
国家兴亡，功夫有责
文/山鸡哥
中国武术与中医、京剧、书法并称中华民族“四大国粹”。但在封建社会“侠以武犯禁”的皇朝定义下，武术从来就不是社会主流。生于2561年前、创下中国封建社会主体思想儒家的孔子，会武术而没传下武艺，传下的是《论语》。
生于1940年的李小龙，擅长恰恰舞而没传下舞艺，传下的是截拳道和功夫电影。在李小龙之前，中国武术是南拳北腿；在李小龙之后，外国人字典和心目中的中国武术，就是“功夫”(kung fu)。
老外想象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是一种误解，这个误解如同有人误解印度人都是骑着大象上班。功夫误解的生成，与李小龙有关。他被称为“发扬中国武术最有成效的人”。这个只拍过四部半电影的美籍华人，学咏春而融西洋拳术，自创技击术和“狼嚎”的表演，对功夫、对武术有着深刻的个人理解：“像其他艺术一样，从根本上说，武术是一种理智的自我认识，一拳一脚不仅打倒的是你面前的对手，同时也打掉你的自私心理，打掉你的恐惧感，打掉你所有的心理障碍。因为你一旦懂得了这个道理，你就使自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其实中国功夫不是一种武术，而是一片汪洋大海。上世纪80年代官方统计到129种武术门派，其中单是少林派功夫，就有内功、外功、硬功、轻功、气功等(未包括器械部分)；而少林派外功中，单是少林拳术部分就有36种……一个人穷尽一生，都不可能掌握超过一半的中国武术。它像古典文学一样，源于中华文明千百年来的探索和积累。
近代史上，***号称“刀枪不入”，结果在枪下“死者如风驱草”。霍元甲之后的精武体育会强壮的，只是中国人的体魄，而非国体。武术家们一拳一脚的功夫，打倒的是外国人和“东亚病夫”的牌子，树起的是爱国主义宣言。对功夫的热爱与信赖，反映了中国人的自尊自强精神；但在文明社会里，功夫经常不如谈判桌上和法庭上的嘴皮子。
京剧是中国武术的小舞台，功夫电影是中国武术的大舞台；而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黄易们，续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们之后，给了中国武术一片瑰丽、奇幻、充满侠义又腥风血雨的江湖。在此，武林高手必是侠之大者，心怀阴谋诡计的人纵然功夫再高也终会被打败，恃强凌弱必遭鄙视。
现实中，功夫有什么用？它能健身，能磨练意志，能防身打架，能观赏娱乐，能以武会友。功夫，是冷兵器时代的传奇。在当代，功夫仍活跃于中国电影、电视、游戏、书籍中，并继续成为特种教育(武术学校)、特色娱乐(武术大赛和武术表演)和特殊技能(格斗、防卫、保护重要人物)的一部分。但它实实在在地淡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都市化日常生活。今天，全世界超过1亿的太极拳练习者与其说是在练中国功夫，不如说是在体会中国哲学；西方观众仍迷恋以中国武术格斗为元素的功夫电影，其实是迷恋东方的身体语言和暴力美学。
在中国，违背了侠义精神的功夫，如同无爱之性，不被推崇。在中国，功夫早已超越技击术的范畴，而承载了与世相争的意义：功夫让人强大；中国人是打不倒的；中国人不能输在外国人手里；国家兴亡，功夫有责。
所以，功夫电影总能赢得以正义和爱国主义为底色的喝彩。所以，“黄飞鸿”拍了系列，《叶问》之后又出了《叶问2》，据说还想出《叶问3》。
唐人街
它是文化象征，却不是人生去向
文/胡尧熙
唐人街、华埠或中国城，即便称谓不同，但背后都是黄色面孔和中国情怀。100年前，唐人街寓意着中国人在异乡的守望相助和同舟共济，100年后，唐人街是全球华人在海外的文化纽带和寻根之地。唐人街一直完整封存着中国本土文化和东方式的精神内涵，同时记录着华人在世界各地的拼搏求存之旅。一个唐人街可能是异域世界的文化孤岛，而上千个唐人街则映射出世界看中国的另一扇窗口。
时至今日，唐人街最好卖的纪念品仍旧是李小龙的海报。在旧金山唐人街，普通海报的售价是4美元，用檀木相框装裱起来的要卖到7美元。李小龙在《唐山大兄》中扮演的唐人街子弟形象在华语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一角色在现实中也确有其人，泰国华工郑潮安的故事在位于旧金山的海外华人历史博物馆中也有档案记载，他面对不公愤然抗争的事迹在李小龙的戏剧化演绎之后成为华人世界奋发图强力争上游的佐证。
除去李小龙，月饼模子和各类“文革”纪念品以及仿真古董也是唐人街上卖得最好的商品，在国内难得一见的老物件在唐人街反倒琳琅满目，世界性产品越来越多地打上“Made in China”的印记，但唐人街上的中国式物件却大多是当地人生产，“Made in USA”或者“Made in Canada”。唐人街本身是全球化的一种象征，但在全球化时代，要找和当下格格不入的地方，除了人迹罕至的地区，就是人声鼎沸的唐人街。这种矛盾从唐人街诞生之初便一直存在，漂洋过海的华人在异域生活，自发地形成聚居区，在生活交困和文化隔膜中日渐自成一体，在地域上和当地相邻，却在文化上相隔。粤语是唐人街的通用语言，很多路名也是广式的，在旧金山唐人街有“企立街”，在纽约唐人街有“坚尼街”和“摆也街”，它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国式的场景和生活氛围，但也证明了老一代华人无法融入异乡，他们辗转半个地球，却从来没有真正过上美式生活。
建于1850年的旧金山唐人街是美国最大的唐人街，街道从最初的三条扩展至现在的近百条，国内能够买到的所有生活必需品这里都一应俱全，一家人参专卖店甚至还进口新鲜的郫县豆瓣酱。但对于很多华人而言，这里也只是一个市场或者观光点，而非生活的社区。新成长起来的海外华人都把生活的方向定位湾区，新一代留学生则把落脚点瞄准硅谷，他们和老一代海外华人迥然不同，有能力也有机会融入当地社会，唐人街固然是文化象征和思乡情结，却不是人生去向。
海外华人有新旧之分，就连唐人街也有新老之别。旧金山的***街距离老唐人街路途遥远，建筑风格也大相径庭，老唐人街上的民国式建筑在***街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美式平房，这里的中餐并不比老唐人街更地道，但因为餐馆装潢更现代，环境更整洁，可以年年入选旧金山市政府评选的“50最佳中餐去处”。老唐人街是第一代海外华工在100多年前建成，而后来的台湾移民在20多年前兴建了***街，虽然被美国人称作唐人街，但中国味道已经不甚浓厚，书店里不再摆卖中文刊物，转而出售《美国国家地理》和《名利场》，各家老板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寻找传统的中国味，老唐人街的价值当然仍旧无可比拟，哪怕它已经不再是海外华人安身立命的场所。唐人街在岁月中的流变，是这个时代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是愿意为之奋斗终生，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自己骂她就可以，别人骂就不可以。是在中国想出国，出了国更爱国。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体制。是既对未来充满希望又对现实绝望。这就是“中国控”。
100年来，那些纠结于中国的人和事
中国控
“我爱你，中国”——又远不止“爱”这么简单。
是爱里带着哀愁，心里憋着劲，眼里含着泪水，满脑子纠结，胸中怀着一团火，又不时发出一声叹息。
是愿意为之奋斗终生，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自己骂她就可以，别人骂就不可以。是在中国想出国，出了国更爱国。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体制。是既对未来充满希望又对现实绝望。
这就是“中国控”，爱恨纠结，欲说还休。100年来，从颠覆满清的海外留学生、抗日军民、民族企业家、反内战的文人、抗美志愿军、***、劳动模范、自卫反击战战士、改革开放弄潮儿到“中国可以说不”的年轻人，从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创业者、下岗工人、农民工、网络公民到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控”为国运而悲喜，与中国人的处境同进退。尽管他们是如此地投入，但结局也许是其余生、后代还要继续与中国的人与事纠结下去。
当别人看到中国的积贫积弱，“中国控”看到意志和美德；当别人赞美中国的进步光鲜，“中国控”看到问题和劣根性。“中国控”对中国到底怀着怎样的情感？如张海儿所言：“我是如此地热爱她，以至于不得不和她肉搏。”
十大中国控
梁启超、鲁迅、林语堂、柏杨、萨马兰奇、功夫、唐人街、《时代》周刊、汇丰银行、中国人。
他们爱中国，也“恨”中国；它们观察中国，也展示中国。在他们和它们的身上，凝聚着中国所代表的种种复杂意象，流露出他们与中国多年以来纠结不清的情感、行为、思想和性格。
梁启超
理智上疏远本国，感情上维系传统
文/刘谦骏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25岁的梁启超***日本，救国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它总有办法让一个热血青年走投无路。
维新变法的结局无疑是个悲剧，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悲哀。戊戌六君子被杀当天，菜市口观者如云，北京城万人空巷，大多只是看热闹。国人喜欢围观，这个脾气至今未变。梁启超后来撰文历数中国人的弱点：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等等，而国民性问题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
洋务运动是向西方学经济，维新变法是向西方学政治，新***动则开始向西方学文化，然而这是最难的。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说，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也许正是这种理智与情感的纠结，让梁启超走向了民族主义。这项人类晚近的发明，通过新***动和中国发生了联系，并在那个年代弥补了现实价值与历史传统背离的裂缝。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
1905年，由于革命党人行刺欲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清王朝的立宪计划被搁置。身在日本的梁启超闻讯，痛心疾首。他对立宪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走一条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立宪的道路。在后来同革命派的论战中，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革命将导致“暴民骚动”、“杀人盈野”，而收拾乱局的人一定是***者，这必然重新走向专制。后来的历史发展，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的担心。但他能预见，却无力阻止。英雄往往更无奈。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次年***成立，革命派倡导的共和制终于成为现实。***了14年的梁启超回到祖国，他反对为了实现共和而采取暴力手段，但并不反对共和。事实上，很少有人像梁启超那样为了维护共和付出那么大的心血。民国初年，他组成了进步党，模仿美国的两党制与国民党在国会中抗衡；1916年袁世凯称帝，他与蔡锷策划武力倒袁；1917年张勋复辟，他请出段祺瑞誓师讨张。
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他献身于民众的信念终生未渝。1926年3月，梁启超因患尿毒症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肾切除手术，不幸发生医疗事故，医生将其健肾误切。协和医院是当时最好的西医医院，因为这件事遭到了舆论的攻击。梁启超笃信科学，极力推广西医，他担心此事会影响西医在中国的普及，最终受损的是百姓，所以，反而发表文章替协和辩解。但手术后，他气血大亏，病情也逐渐恶化。1929年1月19日，梁公辞世，春秋五十有六。
鲁迅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文/谭山山
上世纪初的一天，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异国的课堂上看到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张幻灯片：一个中国人绑在中间，将要被处死，围观的是前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也是中国人。这名年轻人由此决定弃医从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此时，他叫周树人，后来，他是鲁迅，除了围观杀头的意象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终其一生，他都致力于国民性的剖析和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始于1918年那部堪称振聋发聩的小说《狂人日记》。那些麻木的、喝醉似的沉迷于围观杀头的国人们，他们行为的源头在哪里？《狂人日记》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找到答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的主角是“狂人”，所谓“吃人”论被视为谵语尚不足引起国人的恶感；到了1921年鲁迅写《阿Q正传》，由于入木三分的刻画，还在连载时就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自此，批驳鲁迅“丑化”中国、尖刻、恶毒的言论就甚嚣尘上。确实，鲁迅的话，让太多人不舒服：“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记念刘和珍君》)，他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做得了人的时代，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瞒和骗”，从来不敢正视，即使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万事闭眼睛，自欺而且欺人；他说中国人不但“不为戒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就连动一只椅子脚都要流血的……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曾剖白投入文学创作的原因：假如说中国是一间没有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是让他们从昏睡陷入死灭，少点痛苦呢，还是大声呐喊，唤醒几个人起来反抗这个绝境？他选择的是呐喊，因为，希望是不能抹杀的。也因此，他的“呐喊”，就不能不竭尽全力，直插要害。
鲁迅最被诟病的是对传统的“全盘”扬弃，这被称为“偏执”，曾被称为“鲁迅之子”的作家摩罗甚至在新著《中国人站起来》中说，鲁迅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起到过误导的作用，对中国后来的发展种下了带毒的种子。鲁迅是说过“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但请不要忘记，他说这些话时的语境：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老祖宗那一套已经证明行不通，社会亟需变革，思想需要革新，不表现出如此激烈的态度，如何能触动昏睡已久的国民？而且也请不要忘记，鲁迅的旧学底子是十分深厚的，在东京的时候，他和弟弟周作人一起在章太炎门下学《说文解字》。鲁迅何尝不能做过着闲适生活的士大夫，就像他弟弟周作人那样？但他选择做那个不讨好的批判者，正说明他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拳拳之心。
而他本人是时时警醒于国民劣根性的。1927年，来中国考察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等给鲁迅写信，称拟提名鲁迅角逐诺贝尔文学奖。鲁迅的答复是，“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就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林语堂
对中国人讲西洋文化，对西洋人讲中国文化
文/比恩
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林语堂不无得意地为自己拟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但林语堂的这种自得，恰恰也正是身处中西文化激烈冲突时代的他的全部内心纠结所在。
在甲午海战中国战败这个令人沮丧的年份里，林语堂出生在闽南的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这个从小就“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在教会学校完成了他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这个奇特的身世使他对西方价值的认同甚至“爱慕”，比当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来得真诚而强烈。所以，他从德国莱比锡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投入新文化浪潮时，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爽爽快快谈欧化”。
但是，和他的同一辈文人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相比，林语堂未必是“谈欧化”的最佳人选，他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也的确称不上成绩斐然，但就向西方介绍中国进而成功地塑造了西方人的“中国想像”这一点而言，他们三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林语堂。
1935年7月，在庐山避暑的林语堂应他的美国朋友赛珍珠之约，也出于对中国传统“情感上的义务”，开始用漂亮的英文撰写后来为他在英语世界爆得大名的《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林语堂出人意料但却坚定不移地扮演了一个中国文化超级粉丝的角色——这和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大冲突。他不仅用包括《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京华烟云》等三十多部英文作品，向西方世界普及中国文化，他甚至著文煞有介事地论证“长衫优于西装”。基于这种粉丝心态，林语堂轻易地掠过了中国旧文化中那些人所共知的腐朽、堕落的丑恶现象，即使看见，也会很自然地对它们浪漫地美化一番。
以研究中国近代史而出名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有一个说法，可以用来解释林语堂身上的这一矛盾，他说：“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情感上的义务，对价值有一种理智上的义务，并且每个人都力求使这两种义务相一致。一个稳定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人热爱他们的文明，不仅因为他们生在这种文明之中，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美好的。然而，在19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人心灵中被撕裂。”
林语堂毫无疑问也遭遇了这种撕裂，他为此深感矛盾，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在《八十自叙》一文中深感自得的恰恰因为自己是“一捆矛盾”，而化解这一冲突的的最好办法就是：当面对中国的现实的时候，他凭着“理智上的义务”盛赞西方的好，当他面对西方世界时，他又会出于对中国传统“情感上的义务”为他们奉上对于中国最美的赞颂。为此，世人揶揄他“对中国人讲西洋文化，对西洋人讲中国文化”，但林语堂却当仁不让地予以笑纳。
1940年，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的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的校长对林语堂曾作如下恭维：“你的英文极其美妙，使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钦佩又深感惭愧。”而比这更让人开心的赞美据说来自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他在1989年出访东南亚的准备工作之一，便是读林语堂的书。他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个美国人都仍然有用。”可惜的是，这个赞美，1976年去世的林语堂已经听不到了。
柏杨
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文/丁晓洁
1984年，柏杨对前来庆贺生日的朋友说：“我活了65岁，全是艰难的岁月！”半年多后，他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为期3个月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在那里做了一场演讲，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了“丑陋的中国人”的观点。他这般解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
柏杨在这场演讲中直言不讳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并且一一道破中国人的劣根性：“脏、乱、吵”、“不能团结、窝里斗”、“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之所以选择在美国演讲，并非柏杨的初衷，大陆和台湾都没能给他合适的土壤，刚听到他要演讲的题目，就把他拒之门外：“我们不丑陋，你不要在此地乱讲。”当时中国人这种激烈的自我批评实在罕见，据说在美国的演讲结束后，柏杨没有得到任何掌声，听众都是安静散去。不久后演讲稿经过录音整理，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柏杨因此闻名，因此备受争议，而“中国人”三个字，也成为他一生中谈论得最多的话题。
《丑陋的中国人》一度让柏杨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有日本记者问柏杨：“我们日本人因为你的观点而看不起你们中国人，请问你有什么感想？”柏杨回答说：“在我之前，你们所遇到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认为他的国家好得不得了，他的文化好得不得了，都是世界最优秀的。自从你们认识我之后，你们会认识到，中国人是有反省能力的中国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许多缺点的中国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许多不如你们日本人的这样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就会对国际社会有补益啊！我请问，你们到底欣赏哪一类中国人，是欣赏我们过去那样很自大的中国人，还是欣赏我们现在这么很虔诚的中国人？”(柏杨为基督徒)
正值思想解放时期的中国，柏杨对国人的批判也许恰恰是另一层面上对国人的正名，他在书中也是这么写的：“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对国民劣根性和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在柏杨所处的时代，是鲜见的事情。20多年后的今天，柏杨说过的话已经不能引起轰动的社会效应了，像他一样能骂，甚至比他更能骂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大部分人却依然只是凑个热闹，而鲜有佼佼者像他所期望的那样：“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
柏杨一生未拿到任何文凭，1947年还被当时的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到台湾后又因为一幅漫画而遭遇“文字狱”的无妄之灾，在监狱里度过了9年26天。日本华裔作家黄文雄说他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他是受‘晚娘’虐待的一个小孤儿”，他却在狱中读史十年，写下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晚年柏杨说：“我一直以来的努力，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
2006年，86岁的柏杨宣布封笔，他在大陆版《柏杨曰》的序言里最后写道：“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2007年，柏杨逝世半年前，他坐在轮椅上，花了一个多小时，写下了6个字：“重回大陆真好”。
萨马兰奇
我要告诫每一个西班牙人，中国人是真诚和可靠的
文/朱慧憬
“我现在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我要告诫每一个西班牙人，中国人是真诚和可靠的，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都要相信中国人是你的朋友，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中国发展关系。”这是萨马兰奇去世前数月在一个重要场合对他的西班牙同胞的建议，也堪称他对中国人民最由衷的表白。萨翁生前最珍视的荣誉是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30年来，他来中国29次。
1980年，正值东西方冷战的最后阶段，萨马兰奇走马上任，担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当时奥运会的政治危机迫使他必须急切推行体育无国界的概念，他需要东方的大国——中国以及诸多的非洲国家的支持，而当时日益开放的中国重回世界的怀抱也需要来自西方世界友情的帮助，于是萨翁与中国相伴成长。正如李承鹏评价：“把中国体育推向世界，让世界接受中国体育，是这个西班牙老头毕生的工作。他最大的发明是，把乒乓球、羽毛球、女子举重等中国绝对优势项目缔造成奥运常设金牌，让中国兵团成为金牌大国。这是一个国际友人伟大的创举，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善举。”
1982年，萨马兰奇来到中国，想落实中国是否会放下当时微妙的中美关系问题，参加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给萨翁吃了定心丸。作为对中国支持的回报，萨马兰奇许诺，他将为中国获得第一块金牌的运动员亲自颁奖——那个运动员就是许海峰。1988年，汉城奥运会，朝鲜明确表示抵制，萨翁对中国的参加态度依旧没底，而当时的中国再一次地支持了萨翁。萨翁当时表态：“看到奥运会真正起到了帮助中国走向世界，并将在未来世界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作用，我觉得中国是我在奥林匹克运动生涯中的最大成就。”
说到萨马兰奇与中国的友情，不得不提到萨马兰奇的忘年交：邓亚萍。萨马兰奇自己是从一个冰球运动员而转变成为一个政治家的，在邓亚萍这个中国女孩的身上，也许他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他鼓励邓亚萍学英语，去欧洲进修读书，为她规划了与自己也许有相同之处的职业道路。邓亚萍退役后，在萨马兰奇推荐下，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由此成为第一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中国运动员。北京申办奥运会期间，邓亚萍作为申办形象大使，奔忙于世界各地。有次，萨翁知道同机的邓亚萍是要去拜见卢森堡大公，就悄悄地帮她做了安排。毕竟，能帮助中国做一点申奥的事情，是萨马兰奇老人的最大欣慰。然而对中国的偏爱，并没有让萨翁失去客观、公允。据说，中国第一次申奥，输给了悉尼，萨翁也是表示默认的。而当中国做好最完美的准备去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萨马兰奇也毫不掩饰他对中国的支持态度。
萨马兰奇曾表示说，“中国是一头熟睡的雄狮，现在正在醒来”，2008年，当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句话已经被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多次拿来形容如今的中国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西班牙《先锋报》刊登了萨马兰奇撰写的《我为什么爱中国，尊重中国》的文章，解答了大家对萨马兰奇中国情结的疑惑。萨翁在文章中表示：“中国人民是一个拥有超强记忆力的民族，他们懂得珍惜患难之交，不会忘记患难时期与自己站在一边的人。正因为如此，在北京奥运会上，我才能享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我的爱，这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情感。”
功夫
国家兴亡，功夫有责
文/山鸡哥
中国武术与中医、京剧、书法并称中华民族“四大国粹”。但在封建社会“侠以武犯禁”的皇朝定义下，武术从来就不是社会主流。生于2561年前、创下中国封建社会主体思想儒家的孔子，会武术而没传下武艺，传下的是《论语》。
生于1940年的李小龙，擅长恰恰舞而没传下舞艺，传下的是截拳道和功夫电影。在李小龙之前，中国武术是南拳北腿；在李小龙之后，外国人字典和心目中的中国武术，就是“功夫”(kung fu)。
老外想象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是一种误解，这个误解如同有人误解印度人都是骑着大象上班。功夫误解的生成，与李小龙有关。他被称为“发扬中国武术最有成效的人”。这个只拍过四部半电影的美籍华人，学咏春而融西洋拳术，自创技击术和“狼嚎”的表演，对功夫、对武术有着深刻的个人理解：“像其他艺术一样，从根本上说，武术是一种理智的自我认识，一拳一脚不仅打倒的是你面前的对手，同时也打掉你的自私心理，打掉你的恐惧感，打掉你所有的心理障碍。因为你一旦懂得了这个道理，你就使自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其实中国功夫不是一种武术，而是一片汪洋大海。上世纪80年代官方统计到129种武术门派，其中单是少林派功夫，就有内功、外功、硬功、轻功、气功等(未包括器械部分)；而少林派外功中，单是少林拳术部分就有36种……一个人穷尽一生，都不可能掌握超过一半的中国武术。它像古典文学一样，源于中华文明千百年来的探索和积累。
近代史上，***号称“刀枪不入”，结果在枪下“死者如风驱草”。霍元甲之后的精武体育会强壮的，只是中国人的体魄，而非国体。武术家们一拳一脚的功夫，打倒的是外国人和“东亚病夫”的牌子，树起的是爱国主义宣言。对功夫的热爱与信赖，反映了中国人的自尊自强精神；但在文明社会里，功夫经常不如谈判桌上和法庭上的嘴皮子。
京剧是中国武术的小舞台，功夫电影是中国武术的大舞台；而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黄易们，续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们之后，给了中国武术一片瑰丽、奇幻、充满侠义又腥风血雨的江湖。在此，武林高手必是侠之大者，心怀阴谋诡计的人纵然功夫再高也终会被打败，恃强凌弱必遭鄙视。
现实中，功夫有什么用？它能健身，能磨练意志，能防身打架，能观赏娱乐，能以武会友。功夫，是冷兵器时代的传奇。在当代，功夫仍活跃于中国电影、电视、游戏、书籍中，并继续成为特种教育(武术学校)、特色娱乐(武术大赛和武术表演)和特殊技能(格斗、防卫、保护重要人物)的一部分。但它实实在在地淡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都市化日常生活。今天，全世界超过1亿的太极拳练习者与其说是在练中国功夫，不如说是在体会中国哲学；西方观众仍迷恋以中国武术格斗为元素的功夫电影，其实是迷恋东方的身体语言和暴力美学。
在中国，违背了侠义精神的功夫，如同无爱之性，不被推崇。在中国，功夫早已超越技击术的范畴，而承载了与世相争的意义：功夫让人强大；中国人是打不倒的；中国人不能输在外国人手里；国家兴亡，功夫有责。
所以，功夫电影总能赢得以正义和爱国主义为底色的喝彩。所以，“黄飞鸿”拍了系列，《叶问》之后又出了《叶问2》，据说还想出《叶问3》。
唐人街
它是文化象征，却不是人生去向
文/胡尧熙
唐人街、华埠或中国城，即便称谓不同，但背后都是黄色面孔和中国情怀。100年前，唐人街寓意着中国人在异乡的守望相助和同舟共济，100年后，唐人街是全球华人在海外的文化纽带和寻根之地。唐人街一直完整封存着中国本土文化和东方式的精神内涵，同时记录着华人在世界各地的拼搏求存之旅。一个唐人街可能是异域世界的文化孤岛，而上千个唐人街则映射出世界看中国的另一扇窗口。
时至今日，唐人街最好卖的纪念品仍旧是李小龙的海报。在旧金山唐人街，普通海报的售价是4美元，用檀木相框装裱起来的要卖到7美元。李小龙在《唐山大兄》中扮演的唐人街子弟形象在华语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一角色在现实中也确有其人，泰国华工郑潮安的故事在位于旧金山的海外华人历史博物馆中也有档案记载，他面对不公愤然抗争的事迹在李小龙的戏剧化演绎之后成为华人世界奋发图强力争上游的佐证。
除去李小龙，月饼模子和各类“文革”纪念品以及仿真古董也是唐人街上卖得最好的商品，在国内难得一见的老物件在唐人街反倒琳琅满目，世界性产品越来越多地打上“Made in China”的印记，但唐人街上的中国式物件却大多是当地人生产，“Made in USA”或者“Made in Canada”。唐人街本身是全球化的一种象征，但在全球化时代，要找和当下格格不入的地方，除了人迹罕至的地区，就是人声鼎沸的唐人街。这种矛盾从唐人街诞生之初便一直存在，漂洋过海的华人在异域生活，自发地形成聚居区，在生活交困和文化隔膜中日渐自成一体，在地域上和当地相邻，却在文化上相隔。粤语是唐人街的通用语言，很多路名也是广式的，在旧金山唐人街有“企立街”，在纽约唐人街有“坚尼街”和“摆也街”，它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国式的场景和生活氛围，但也证明了老一代华人无法融入异乡，他们辗转半个地球，却从来没有真正过上美式生活。
建于1850年的旧金山唐人街是美国最大的唐人街，街道从最初的三条扩展至现在的近百条，国内能够买到的所有生活必需品这里都一应俱全，一家人参专卖店甚至还进口新鲜的郫县豆瓣酱。但对于很多华人而言，这里也只是一个市场或者观光点，而非生活的社区。新成长起来的海外华人都把生活的方向定位湾区，新一代留学生则把落脚点瞄准硅谷，他们和老一代海外华人迥然不同，有能力也有机会融入当地社会，唐人街固然是文化象征和思乡情结，却不是人生去向。
海外华人有新旧之分，就连唐人街也有新老之别。旧金山的***街距离老唐人街路途遥远，建筑风格也大相径庭，老唐人街上的民国式建筑在***街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美式平房，这里的中餐并不比老唐人街更地道，但因为餐馆装潢更现代，环境更整洁，可以年年入选旧金山市政府评选的“50最佳中餐去处”。老唐人街是第一代海外华工在100多年前建成，而后来的台湾移民在20多年前兴建了***街，虽然被美国人称作唐人街，但中国味道已经不甚浓厚，书店里不再摆卖中文刊物，转而出售《美国国家地理》和《名利场》，各家老板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寻找传统的中国味，老唐人街的价值当然仍旧无可比拟，哪怕它已经不再是海外华人安身立命的场所。唐人街在岁月中的流变，是这个时代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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