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想到的原因至少包括：
一、大学扩招：30年前，中国只招了27万名大学生，去年，中国却招了500多万大学生。
难怪有人说，你要是非要把大学生当成“大白菜”来生产，你也不应该抱怨“大白菜”卖不出大龙虾的价钱。
二、就业市场不景气：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今年两会期间说，今年中国城镇新增的求职人员将有2400万人，但最多仅有一半人（1200万人）的就业需求能够通过新增职位和自然减员得到满足。
虽然田成平谈的是总体就业状况，但“僧多粥少”的总体供需状况，也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喝粥”成功率。
三、农民工大军在薪酬方面的“拖后腿”能力：不要以为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没有可比性，因为新增的白领职位远远低于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所以，不少大学生退而求其次，转而争抢蓝领职位。香港凤凰卫视最近一期有关内地大学生就业状况的节目，就采访到了不少为富人当保姆、当家佣的大学毕业生。
也许有的大学生不服气：大米粥喝不上，咱还喝不上稠点儿的小米粥吗？但排队等小米粥的不仅有城市的蓝领工人，还有阵容庞大的进城农民工，难怪大学生们即使等到了小米粥，也会发现其实是汤多米稀。
四、中国老板们过于吝啬：在国际上竞争劳动力的“廉价优势”，已成为中国老板们的思维定势，如今他们在国内也竞争起这种“优势”来了，而且把这种竞争从蓝领职位扩展到了白领职位。
但中国财经评论家袁剑认为，这不是“竞优”，而是“竞次”，并指出了造成这一“竞次现象”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
袁剑还提供了几个数据：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今天，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 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面对大学毕业生急剧“贬值”、甚至“卖”不出去的局势，许多好心人纷纷出主意，当然，主要是劝说大学生降低自己的“售价” 心理预期：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在大城市扎堆儿，不要瞧不起体力工作，不要过分计较起薪的高低，等等。
这些话其实都没错。说到底，大学生的就业市场也受供求规律的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商品，大学生与大白菜相比，确实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中国大学生产的毕业生太多，大学生自然会跌价；反过来说，如果市场上大白菜奇缺，大白菜也未必不会涨价。
举例来说，我在英国伦敦和加拿大多伦多都住过，这两个城市的大白菜就比其它很多种类的蔬菜贵。原因是，这两个城市都有人数不少的爱吃大白菜的华人，但西方国家却不生产大白菜，英文中甚至没有“白菜”一词，万一提到这种蔬菜，就用“中国卷心菜”（Chinese cabbage）来代替，而这两个城市的超市所销售的大白菜，都是从遥远的东方运过来的，所以价格奇贵。
但话又说回来，人毕竟不是物，区别在于：大白菜不会攀比，不会埋怨，不会造反，但人却会。大白菜供过于求，只能按堆儿贱卖，但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却不能按堆儿贱卖。西方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今天这种制定了工会法、最低工资法等保障雇员权益法律的人道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劳动力这个“会攀比、会埋怨、会造反”的特殊商品被贱卖时，不仅会跳槽换工，也会消极怠工，甚至积极罢工；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着种种缺陷，但仍然在西方人文科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是因为马克思的著作集中研究了劳资之间这种独特的互动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对一个老板来说，只有你给雇员以体面的薪水和尊严的待遇，你的雇员才会有归属感，才会为你创造更大的价值；对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占社会主体的打工者在维持基本生存之外仍有一定的余钱，这个国家才不必天天担心经济发展缺乏内需、缺乏后劲，只有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大学生不再像“大白菜”一样被贱卖，这个国家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再回到《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报道，我发现，它的小标题是一幅对联：《企业英才难觅，好将难留；学生走马观花，不断跳槽》，大标题则是个问句：《大学生超低薪到底害了谁？》
我也试着给个答案：直接受害者，大学生；间接受害者，企业；最终受害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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