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看不清的时候，在大家都犹豫的时候，你要为失败做好准备，同时你也要敢于成功、成就自己，成为第一个跳出来的人。
黑色棒球帽，前胸印有数字的文化衫，牛仔裤，耐克板鞋，杨庆就是这副打扮出现在我的面前，像极了街头玩滑板的“哈韩”少年。
可是他是一位导演，他导演的电影《夜店》，公映半个月票房已过千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由此成了国内第一个在院线全面发片的80后导演。
成功的来临是这样迅疾和出人意料，而杨庆一脸酷酷的表情，轻声说：“没什么了不起，我能成功，不过就是因为我的胆子比别人大一些而已。”
最厌烦的人生就是稳定无虞的人生
1980年，杨庆出生于重庆大足县，父母都是铁路工人，与电影没有丝毫瓜葛。
但是高中毕业时的杨庆，已经立志要拍电影，他忽悠父母：“知道张艺谋吗?知道冯小刚吗?那都是拍电影的，那是要挣大钱的。”父母对挣大钱没什么兴趣，但是希望儿子好好上学，将来能找份好工作——既然导演这个工作不错，那咱就学这一行吧。
杨庆上了四川音乐学院的影视艺术系，“川音”和中戏、北电、上戏不是一个级别，但是野路子有野路子的好处，那就是自由。那时候的杨庆可以随意去旁听别的专业的课，而且可以旷课去拍片子，想拍啥就拍啥。
三年大专，是杨庆最快乐的时光，和同学一起拍了许多有意思的短片。比如他曾经拍过一个农民工爬到29层高楼上以跳楼相威胁讨工钱的电影，由他自己亲自出演那个农民工，光着膀子站在顶楼的边缘，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杨庆今天想起来还有些后怕：“那时候不知道害怕，在我心目中电影大于一切!”对面楼里的人看见这一幕，还真以为有人要跳楼，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消防员来了，拿着个扩音器对楼顶的杨庆喊话，还兴师动众在楼下放上了救生气垫。杨庆示意躲在一边拍摄的同学将错就错，不动声色——正发愁没钱拍摄这么大的救人场面呢!直到拍完所有自己想要的镜头，他才向警察叔叔坦白这是在拍电影。把警察叔叔给气得，没说的，先给带到派出所，治安拘留15天。杨庆问警察，“我可以带一个摄像机到拘留所里面吗？”警察伸手摸了摸他的脑门：“你小子发烧了吧!”
那是一个精力充沛灵感井喷的三年，他经常是头天晚上躺在铺位上，眨巴着眼睛有了一个想法，第二天早晨从床上一跃而起，对同宿舍的哥们说“走，我有个好想法，咱们租机器去!”
惟一的烦恼来自于钱，虽说用的都是不花钱的演员不花钱的场地，但是租机器、请演员吃饭，也都是要花钱的。演员其实都是自己的同学，纯粹是友情出演，但是学生们肚子里没啥油水，大家都琢磨着片子拍完了怎么着也得让杨庆请客吃一顿吧?可是他哪有钱啊，于是每次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他就借口有急事、有人找等等理由开溜。甚至有一次他说要上厕所，一大帮子的人在外面等他，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派人进去一看，才发现，这小子早翻墙跑了!“现在想起来挺对不起那帮哥们的!”杨庆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一脸坏笑。
为了赚钱，杨庆绞尽脑汁，尝试做过各种小买卖，去学校里推销洗发水、在过街天桥上卖衣服、给人拍摄婚礼录像什么的，无奈来钱太慢。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游说班里那些家境比较好的同学，谁出钱就给谁在拍出来的电影上挂个“副导演”的名字。这个方法挺管用，大专时期杨庆拍的片子，几乎每一部的副导演都在五个人以上。靠着这个办法，他随心所欲拍了很多短片，好好练了把手，毕业时还在学校里搞了一个“杨庆电影周”，很是风光了一回。
大专毕业，家里托人给他找了一个在成都电视台做编导的工作，父母的期望，是希望他一生都平安、稳定，不用为生计发愁，可是杨庆对这样的人生简直是嗤之以鼻：如果今天就知道明天是怎样未来是怎样，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他希望自己的一生充满变数，这样才够刺激。所以当毕业时有同学约他一起去北京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他立即答应了。他没敢和家里说，“父母要是知道我放弃这么好的工作去做一个‘北漂’，估计得打断我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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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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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面对困镜，爱情是这么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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