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报道同时说，许多学者认为，缩小这一“鸿沟”的机遇也在到来。他们指出，城镇化率超过45%之前，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一旦超过45%，这一差距就会逐步缩小，而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46.6%。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理应抓住缩小收入差距的大好机遇，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入手，采用“鼓励农民进城”和增加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的办法，解决这一社会反响最强烈、群众意见最大的痼疾。
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是人们共同憧憬的理想。随着中国的国力达到空前的高度，缩小收入差距的确有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将目前称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机遇、拐点，也符合实际情况。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各种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将问题简单化，就会挂一漏万，拿不出真正对症的良药。
固然，正如学者们所言，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之所以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农村居民关注、抱怨的对象，是因这种不公、差距并非仅存在于城乡间，也存在于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间、城市社会不同阶层间、普通企业职工和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及特殊行业职工间、普通劳动者和公务员间、“吃工资饭”者和“食利者”间……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简单总结为“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片面和不公正的诊断，以这样的诊断为依据开出的药方，难以根除社会分配不公的痼疾。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的阶段，已不再“患寡”，而是“患不均”，所以，仅仅试图通过增加全员收入解决贫富不公问题远远不够。一方面，如果“不均”的问题不解决，增加的收入同样是有厚有薄，且厚者更厚，薄者愈薄，收入差距的鸿沟依然难以填平；另一方面，一味增加货币供应量，也可能导致通胀风险增大，造成名义收入上升，而实际收入不增反降的“纸上富贵”。
即使退一步讲，收入差距的症结真的就在城乡收入差距上，仅仅靠鼓励农民进城也不够。由于缺乏足够的教育、训练和技能，进城农民中的大多数，仍然只能从事低薪工作，且需为进城安家付出更多成本开支。这样做或许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却难以从根本上缩小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难以彻底解决分配不公问题。
事实上，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缩小收入差距，并不缺乏对策，如完善税收机制，激活个税“贫富杠杆”的法定作用；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建立完善的全员社保体系，减轻低收入者的生活负担；改革各项不合理体制，杜绝“权力寻租”和垄断部门不当得利的现象……一言以蔽之，目前所急需的，不仅仅是财富和收入绝对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更公平、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和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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